从本质上讲，诚信意识是相对规则而产生的，并起源于人类在物质生产与分配的相互关系中对利益的追求，与私有制相伴相随而生。

　　诚信，不仅是我国公民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也是全人类自古至今宝贵的精神财富。关于人类社会诚信的起源地和起源时间，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公认一致的结论。国内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主要起源于古罗马的罗马王政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法；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早期，夏、商、周三代的先哲们，对诚信即有诸多论述，并认为其源自宗教祭祀活动，主要指对鬼神的笃信与虔诚。如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太甲下》中云：“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成书于西汉的《礼记?祭统》中云：“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到春秋末战国初期，儒家就提出“诚信”这一重要的伦理学和哲学概念，并在孟子时期形成理论概念，此后便逐渐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畴。如《墨子》中讲：“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符节也。”；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墨子、孟子看来，诚不但是天道本体的最高范畴，也是做人的规律和本分。《礼记?大学》更是从政治的角度阐述了诚信之德在治国平天下中的重要作用，成为道德内养与外化的关节点，并视为实现天人合一的桥梁。

　　至宋明时期，“诚信”重新被理学家们所重视。他们不仅对“诚信”的内涵作出了哲学思辨上的演绎，而且把“诚信”作为维护封建“天理”的精神原点。总之，纵观中国古代对“诚信”的解释，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要“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是成就道德人格、铸就良善人伦所不可或缺的。

　　有学者指出：“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和过去的记录”，人们是通过一个人的信用记录或已经建立起来的信誉，才可以验证他所具有的诚信道德，从而使诚信构成了信任的基础。所以，在现实中，一个人是否具有诚信道德，决不首先取决于其自身的声明与说道，诚信是需要重复性累积与沉淀的，个人诚信品德的养成、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甚至是漫长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信用和信誉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人的诚信需要借助信用和信誉来证明，需要人与人之间重复交往的过程来确认。故，诚信是构成信任的基础和实质性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诚信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基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而产生的。也正因为客观上如此，个体的诚信从一产生开始便被打上了私有制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的烙印，具有明显的被动性、被迫性。当然，我们绝不否认孔子、孟子等先贤具有的近于纯粹的高尚的诚信道德品质。

　　由于氏族制（父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和基础的社会形态在我国存在了太长的时间，加之工业文明以前，交通、信息传播等的限制，更多的个体的活动往往局限于很小的地域范围内，甚至是局限于乡里或本氏族范围内。故，《老子》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氏族内部，作为个体的人往往无独立的人格，个人的言行，甚至自身的存在与生存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氏族。所以，个人基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氏族内部，或者说在其氏族所在的较小范围内的邑里之间，人人讲诚信、彼此之间相互信任是一种常态，表象上的诚信程度是很高的，对他人的信任也是一件比较容易成行的事。否则，个人将无法立足、生存于氏族及其邑里。故，基于上述分析，这种诚信与信任显而易见先天具有被迫性或者说无奈性。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被迫的诚信与不诚信相比，都是难能可贵的。而在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泛滥的当下，由于不诚信行为的成本低小、诚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不科学以及有关诚信的法律法规缺失等原因，在名利的驱使下，被迫的诚信也显得异常缺乏。且当前社会诸多领域的诸多问题，包括招投标领域的“三公”及“诚信原则”未能够很好地被贯彻执行甚至被肆意践踏，无不与诚信问题有关。

　　由于诚信的严重缺失，相互信任已成为人们十分稀有的心理与行为表现。而信任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又源自他人的诚信。所以，这种自信是以他人的诚信为前提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诚信去谈信任，因为诚信与信任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去年的APEC年会和日前召开的G20峰会上，习主席讲到：当今人类和世界经济已站在“十字路口”，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时代命题等中有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以为这些问题都无不与诚信有关。因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荀子进一步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愿诚信的春风化雨赶早到来，去浸润那些因缺乏诚信道德而干枯的心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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